唐李元轨墓志记墓主为北门学士。此志为今见-早与北门学士相关的资料,但从墓志所记李元轨仕宦、职事及任职时间等因素来看,他不可能是真正的北门学士,只是北门一个下层文吏而已,墓志称其为北门学士实为谀墓风气下的攀附之举。"白雀园大肃反"旧址为警示后人、悼念在大肃反中殉国烈士而建,是鄂豫皖根据地旧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肃反"经历初级阶段、"新"高潮及扩大阶段,给鄂豫皖红军及苏区建设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9年4月,洛阳市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市孟津县送庄乡三十里铺村东南,发现并清理了曹魏名将曹休的墓葬。这不仅为东汉曹魏墓葬分期提供了标尺,也有助于认识曹操墓,为寻找曹魏帝陵和陪葬墓提供了线索。
本文对《邙洛近年出土冯聿、源模、张懋三方北魏墓志考略》一文所公布三方墓志在隶定、句读方面存在的部分问题进行校正,并补足其八处阙文,以利于学界进一步研究。
新郑铁岭墓地M14M145为东西向大墓,南北相距2米,均出土成套青铜礼器与陶器。铜器墓紧临,这在铁岭墓地还是首次出现。周围大中型墓葬,也多出土有成套的陶器。其北、其西4米开外的墓葬极少随葬器物,说明这一带可能为一个家族墓地。
本文以桐柏月河M1出土玉器为例,讨论了春秋晚期玉器加工工艺,基本包括开料、打磨、阴刻、减地、透雕和钻孔等六类。其中,旋转砣具已经非常成熟地运用于阴刻工艺,偶尔运用于减地工艺,但尚未用于钻孔等其他工序。春秋晚期,礼玉更多表现为佩玉,因而玉器的器型和工艺也随之发生变化,以适合装饰的审美需求和实用性。西坡墓地位于河南省灵宝市阳平镇,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4年-26年发掘墓葬34座。本文以考古学翔实而完整的发掘记录与深入的分析研究为基础,以碳氮稳定同位素古人类食物分析为主线,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尝试科技手段与考古学结合进行西坡墓地的新探讨。研究发现,西坡墓地似可划分为三部分,其中主要的为两部分。这样的划分不仅有利于食物分析关系上的理顺,而且还可以得到随葬器物的使用以及摆放上的支持。文章还对器物使用、墓葬年代以及墓葬等级划分及其方法等进行了讨论。开封祐国寺塔俗称铁塔,又名开宝寺塔,创建于北宋皇祐元年(149年),为八角十三层楼阁式琉璃砖塔。本文以祐国寺塔为主要研究对象,试从建筑的角度,对该塔的建筑形制、内部结构及细部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明确其在建筑史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虢国墓地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区上村岭,于1956年被发现,经历过2世纪5年代和9年代两次大规模发掘,共发掘墓葬25多座,出土了33余件(套)珍贵文物。出自M212梁姬墓的59件(组)精美玉器的是我们这次的研究对象。本文采用宝玉石学和岩石学的研究思路和无损鉴定方法,对M212(梁姬墓)出土玉器的材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结果表明肉眼观察颜色和受沁程度多样的59件(组)出土玉器中,56件(组)为软玉,1件为蛇纹石,M212:95串饰含有绿松石、孔雀石和煤精,M212:124左手腕饰含绿松石和玛瑙。大型仪器测试可以很好地鉴定出土玉器的材质,弥补了肉眼观察的局限,提高鉴定的精度和科学性。本研究丰富了三门峡虢国博物馆出土文物的研究内容,提高了出土玉器研究的科技含量,有助于出土玉器的分类命名以及文物等级的确定。西周虢季墓出土的青铜礼器,纹饰的表现方式和模范制作技术都处于转型时期。研究虢季青铜礼器纹饰结构特点和范缝痕迹所传递的信息,结合不同时期青铜礼器模范制作技术以及模拟青铜礼器陶范制作实验,可了解西周虢季墓青铜礼器范型制作技术的概况。
普陀山法雨寺的一佛二菩萨造像尽管乍看似有古意,但从整体造像构图和佛、菩萨、飞天的造型等分析,实际上是一件刻于初年的赝品。1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诠释了城市文化建设与博物馆的关系。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不同门类的博物馆作为城市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其所陈列展览的内容是这些城市或地区历史文化的缩影。一座城市若没有博物馆就彰显不出其高雅的文化品位,因为它表现了该城市及其所在地区的文化底蕴,并给人们提供着丰富的精神食粮。伴随着现代化的社会进程,博物馆与城市文化建设之间相互依存关系显得更加密切,所以,我们在进行城市文化建设时,要把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放到突出的位置。
水陆攻战纹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一种青铜器画像纹饰,其人物形象简练生动,情节描绘翔实繁杂,空间处理宏大开阔,是战国时期高超的绘画技能与青铜装饰工艺的统一。画面反映出人们对自信勇武、拼搏奋争、进取向上精神的崇尚,从文化的深层折射着一种以法家精神为内在理路的审美取向,故在以儒道精神为主流的华夏审美体系中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
《花东》37版有"迟彝弓、恒弓、疾弓"三种不同的弓,它们分别相当于文献中的王、弧、唐、大、夹、庾之弓。它们使用于H3卜辞主人"子"在学射礼即将结束时。本文对"迟彝弓、恒弓、疾弓"三种不同弓的考证,不仅有助于深化H3卜辞研究,而且对商代、西周、春秋时期的射箭工具的继承和发展也有一定的认识。
作为哲学思想三教融合后期发展阶段的重要实物,以宋代造像为主体的大足石刻,是佛教从世俗性佛教发展成为学理性佛教及儒佛道三教思想主流交汇的集中体现,在传统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例证价值。
谢家桥一号汉墓告地策中的"郎中",不是指主持墓主葬仪职务之人,而可能是指墓主"恚"的"昌"的官职或籍贯。其中的"虒",应当是江陵县丞的名字。
中柱盂形器因形制较为特殊,因此学术界对其名称和功用争议颇多。考察相关考古和文献资料,我们认为其用途大致有防虫蚀、表吉祥、蒸煮等三种,其命名方式采用用途加器形的方法,更能清楚地显示其功用和形制。13年3月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武陟县苗庄村发掘了三座汉代陶窑,保存状况较好,排列规则有序,为汉代陶窑及相关学术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旧地契是封建社会买卖土地的法律依据,是古代土地交易的真实记录载体。洛阳地区出土的清代地契大多保存完好、记录清晰,标明了土地的面积、坐落、出让条件,不仅是地权的有效证明,也体现了国家意志和法律的重要性。对这些地契进行研究,有助于厘清清代土地交易的种类、价格等相关问题,对还原清代洛阳附近土地交易的真实原貌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这件明万历圣旨为我们研究明代中晚期的社会、及封赏制度和官文风格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仰韶文化大房子的功能是考古界长期关注的课题,本文运用淀粉粒和植硅体分析方法,对河南偃师灰嘴大房子F1的地面及附近出土的陶器进行残留物分析,并据此探讨仰韶文化时期与大房子有关的社会活动和人类行为。分析证明灰嘴大房子F附近的灶及共存的陶瓮、陶缸共同构成宴饮活动所需的设施,包括酿造以黍、稻米、少量小麦族种子及山药等块根植物为主要原料的谷芽酒。可复原的酿酒程序至少包括糖化和发酵。同时,这一建筑是宴饮集会的公共场所;其平整、坚硬而干净的地面,不仅是酿酒过程保持清洁环境的需要,也可能还反映了人们在宴饮集会时对礼仪环境的特殊要求。大房子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出现的普遍性和形态的一致性,可能反映了以谷芽酒为饮料的宴饮礼仪是仰韶人群的一个重要的共同文化特征,它随着仰韶人的迁徙和扩散被带到仰韶文化分布区的每一个角落。仰韶大房子的结构逐渐复杂化及面积不断增大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宴饮礼仪规模的发展。以黍和稻为主要谷物原料的酿酒与饮酒活动的流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仰韶时期农业生产不断扩大的社会动力以及水稻在北方传播的社会背景。
商丘城墙历史久远,从东周宋国古城,到西汉梁国的扩建和唐宋明清时期的重建与整修,虽多次毁于战火水灾,却一直延续至今,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底蕴。
宋辽时期,悬镜常被悬挂或镶嵌于墓室的顶心位置。长期以来,它只是与其他铜镜一道被视为普通陪葬品而未在功能上严格区分。从宋辽墓室悬镜的装饰纹样、所处位置以及图像配置关系来看,它在墓室中扮演着灵魂升往仙境入口的重要角色,是纵向图像体系的尽头,也是人间与仙境的通道节点所在。它虽在表现形式上受到建筑藻井营造方式的影响,但在思想诉求上体现的却是古老的"引魂升天"母题。它是两汉玉璧纹样和"天门"铜牌在宋辽时期的时代呈现,又结合了唐代藻井莲花图案的佛教内涵。我们以此为契机,可以对宋辽墓葬图像体系的整体装饰目的和根本诉求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
郑州市古荥镇纪公庙所藏北宋前期书生孔宗尧的墓志记述了孔宗尧的籍贯、世系、生平履历、子嗣、姻亲等内容,对研究宋代一般读书人的生活提供了重要依据。与其父孔叔詹的墓志记载相结合,本文探究并揭示了孔氏的家族世系、北宋前期科举选官和任子推恩、恩荫奏补制度等历史问题。同时,孔宗尧夫人王氏的守节拒嫁也是考察北宋社会的贞操观念和舆论氛围的重要参考。
秦汉时期的包装品已被广泛使用于食品、酒、器物等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各个方面,并且扩大到了文玩用具、药品、宗教用品等产品领域。通过文献的相关记载与实物之间的互有印证,认为包装在秦汉即已有意识地根据所要包装的内容选取不同的包装材料。
本文认为从辉卫型先商文化存在的相对年代判断,该文化的创造者应与商族先公王亥有着密切的关系。王亥"服牛"所在,当以《楚辞.天问》所记为准,是在古代有扈部族生活的地区。有扈故地在今郑州以北的古黄河沿岸,这里正是辉卫型先商文化的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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