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墓葬是洛阳地区近些年来发现的为数不多的没有被盗的有唐三彩器出土的墓葬,它的发现不仅丰富了洛阳地区所发掘出土唐三彩墓葬的实物资料,而且在墓葬的形制和埋葬习俗等方面也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实物资料。陕西历史博物馆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发掘唐代韩休壁画墓,墓内壁画保存较为完好,极具历史、考古和艺术价值。通过三维影像记录、环境监测及科学检测分析,进一步了解壁画绘制工艺及保存现状。所使用的科技手段包括拉曼光谱、红外光谱、X射线衍射分析、离子色谱、扫描电子显微镜等。检测结果表明该墓壁画不宜原址保存,为下一步壁画搬迁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殷墟卜辞"大示"观念及上甲至示癸等六代先公名号推测,商代开国伊始即行一种合始祖牌位在内的七主之祀,即以近亲六代神主集于始祖契(或帝喾)神位前进行一种特殊的合祭礼仪。11年至216年,针对在偃师商城宫城遗址资料整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对宫城内的一号、三号、五号、六号和七号宫殿建筑基址进行了复查和补充发掘,纠正了一些以往发掘工作中的错误认识并有新的发现。
裴李岗文化强盛时对外扩张影响,将渭河流域、汉水上游和黄河中游以北地区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衰败时又东向迁徙,其文化因素深深渗透到黄河下游和淮北地区文化当中。正是由于地处中原核心的裴李岗文化的强大作用,才使黄河流域文化紧密连结在一起,从而于公元前第九千纪形成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文化区";才使黄河下游、汉水上游、淮北甚至长江中游地区文化也与中原文化区发生较多联系,从而形成"早期文化圈"的雏形。
从河南洛阳出土的唐东都福先寺广宣律师墓志可知,唐代洛阳寺院福先寺律学"首冠天下"。从唐玄宗开元初年,中经安史之乱,直到唐文宗大和初年,历时一百余年,洛阳福先寺律学久为隆盛,驰誉中外。因此,福先寺僧人道璇受日本学问僧荣睿和普照的迎请,东渡扶桑,阐扬律教,启彼宗途,为日本佛教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石容器作为我国史前考古的一种重要遗存,集中发现于燕山南北地区。本文认为,燕山南北地区含石容器的考古遗存基本属于筒形罐文化系统;石容器不是一般的器皿,应该是祭祀或行巫术的辅助工具;我国石容器的出现,并不晚于陶器,探索其起源与文化传承,将有助于燕山南北地区史前考古的分期研究。本生故事是佛教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舍身饲虎本生以牺牲、奉献为主题思想,在北朝时期较为常见且具有一定代表性,新疆、甘肃、河南、山西等地的石窟中保存有一定数量的该本生故事壁画和雕刻。佛教造像碑、塔是与石窟一脉相承的佛教艺术表现形式,其龛像、铭文及其他佛教内容往往相互印证,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表达一定的主题。甘肃馆藏的两件刻有舍身饲虎本生图像的碑塔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其内容、构图、思想内涵等相关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和研究。河南省博物馆的早期历史发展,因受时局动荡、政权变动等影响,经历了数次更名、改组及馆址迁移等重大变革,从而与多个文化机构产生密切关联。系统考证该馆早期相关史实,梳理驳杂纷呈的关系脉络,可以在澄清历史的基础上,发现早期河南省博物馆承载的深厚地方文化史信息。我国古代先秦时期,是古代华夏族种群结构形成的重要阶段,同时也酝酿了我国汉民族的主干形成。在这一时期,生活在富饶的黄河流域的古代居民无论在文化类型抑或体质形态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因此对这些古代居民体质特征的演变及其规律的研究,为探索华夏族的种属源流关系及其他古代文化的谱系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拟从先秦时期我国甘青地区已出土的人种学材料入手,与同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古代居民人种学材料进行比较分析,试图就我国甘青地区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对华夏族形成的影响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北宋时期当阳峪窑大规模盛产陶瓷,绞胎瓷因其独有的特色成为当阳峪窑的代表之一。本文通过探寻当阳峪绞胎瓷的历史,从绞胎瓷的特点入手,将其归纳为绞胎、纹理、人文三个方面,针对仿古绞胎瓷的制作工艺进行了实例分析,提出绞胎瓷工艺传承的重要性。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一张仲尼式琴,造型古朴,断纹多样。龙池内朱书楷体八字:"绍兴三年马希仁制。"后髹黑漆,在红外摄影下,琴名与篆印显现。琴背项部四字草书琴名:"万壑松风。"龙池与雁足间方形篆印:"御书之宝。"以形制、用材、工艺、断纹、腹款等判断,"万壑松风"琴应为南宋制作。南宋"万壑松风"琴的发现,打破已有定式,证明"马希仁制"琴横跨两宋,并为马希仁的生平增加了一条重要的解注。
河南大学展出的科举书院文物档案,以实物原件的形式反映了我国古代科举和书院的历史,展品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这些珍贵文物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和受众的爱国热情,发挥文物档案的宣传教育功能具有重要意义。11年8月29日-1月17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市金水区廊桥水岸小区发掘清理一批墓葬,墓葬形制有"凸"字形洞室墓、长方形土洞墓、长方形竖穴墓,出土陶、铜、铁、骨、石器共计158件。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等分析,其时代应属战国晚期秦墓。该批墓葬的清理发掘,为研究战国、秦代丧葬习俗以及中原文化与秦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影响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利簋铭文分别记载武王征商与成王赐右史利铜两件史事,由于学界长期以来受"生称王谥"说的影响,混淆了利簋铭文中的"珷"和"王"两者的关系,从而将利簋视作武王世作器。文献资料与青铜器铭文表明,周王从不自称王,更不会自称王号;而臣下对周王的称呼,对先王则称"谥号",对时王则但称"王",并不存在"生称王号"的情况。在西周金文中,称名的体例相当严谨,这是因为古代社会中,名分始终是-重要的价值取向,周王的名号更是如此。所谓"生称王谥"诸器的纪年方式,由于是追述先王事迹,铭文纪年必然要考虑先王相对于时王的时空关系,所以不能出现"唯王某年"的格式,目的正是在于避免与时王相混淆。利簋铭文中的"珷"和"王",系分别指武王和成王。利簋的"辛未"纪日,不会是武王甲子牧野之战后的第七日,而应属成王纪时。利的身份应是右史而非有司。利簋铭文记述成王亲自对利进行赏赐,所以利簋铸造的时间更有可能在成王亲政以后。
华北地区的河北阳原于家沟、北京怀柔转年、北京门头沟东胡林、河北徐水南庄头、山西吉县柿子滩、河南新密李家沟6个遗址存在有技术革新、技术复杂化的证据并展示出人类行为和社会关系在这一地区的空前发展。技术的进步和复杂,人口的大幅增长与扩张,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建立,促使华北地区在距今1万年左右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复杂的阶段。
康百万庄园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是**的封建地主庄园,富含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建筑风格独特。第二野战军女子大学(简称女大)总校曾选址于此,其第五四分校也都距庄园不远,分别驻巩义县城、巩义孝义镇、新郑市赵家寨、偃师县城。世纪初,洛阳出土波斯景教徒阿罗憾墓志,为唐代丝绸之路考古提供了重要资料。然而,阿罗憾出使目的地"拂菻"在什么地方,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据中亚考古新发现,我们认为,显庆三年五月左骁卫长史王玄策率使团出访吐火罗国,以王玄策为大使,以王名远和董寄生为"置州县使"。他们取道沙漠之路,途经七河流域粟特城邦、兴都库什山北麓吐火罗国,然后从小勃律进入吐蕃国。不过,阿罗憾在中亚所立唐碑,并非有些研究者认为的王名远在"吐火罗国"所立唐碑。有学者将此碑与赵明诚《金石录》所记唐高宗撰《唐纪功碑》相联系,亦不足为信。显庆二年十二月,唐高宗诏令在西突厥本土设置昆陵都护府和濛池都护府,但迟至显庆四年三月,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在双河(今哈萨克斯坦南境)诛杀真珠叶护后,唐朝才得以在西突厥五弩失毕部落设置濛池都护府。阿罗憾或为七河流域景教区大主教,故显庆三年光禄卿卢承庆将他召回长安,翌年随卢承庆前往碎叶川设置濛池都护府。显庆四年卢承庆在碎叶城(今阿克贝希姆古城)设碎叶州,以当地粟特人安车鼻施为碎叶州刺史,后来碎叶州升格为安西四镇之一。濛池都护府与碎叶州(后来的碎叶镇)不在同一治所。濛池都护府治所在碎叶城东南8公里裴罗将军城,今称"布拉纳古城"。近年该古城出土唐碑的碑额,当即阿罗憾出使西域所立。阿罗憾立碑地点之"拂菻",以及裴罗将军城今名Burana(布拉纳),皆源于粟特语城名βwr’n’。据墓志记载,阿罗憾在裴罗将军城封疆立碑当为唐高宗御碑。
迄今发现六次8件举世罕见的禁类器物均属商周时期,见于河南淅川下寺楚墓,陕西宝鸡地区的三次,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和湖北荆州江陵望山楚墓。材质中铜禁7件,木禁1件。分析禁类器物的形制、纹饰、铭文、断代、同出器物、禁上器物等,从中可以看出河南淅川下寺楚墓云纹铜禁的起源、发展的脉络,或可归入陕西宝鸡—河南淅川—湖北随州—湖北江陵这条传播线路。
本文在对陕北、晋西北地区画像石墓进行分期的基础上,将该地区画像石墓门图像的布局总结为四种方式,并归纳了墓门画像在不同时期的布局特点,认为墓门画像的布局和内容存在一定的发展演变规律,而这与东汉时期陕北、晋西北地区、军事状况密切相关。
日本弥生时代中后期、古坟时代前期的墓葬中,经常出土大批量、大尺寸的或人在日本制作的铜镜,通过对青岛平度一座西汉中期墓葬的探讨,可知日本古代这一丧葬礼俗,应来源于黄河流域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华铜镜文化。
关东车遗址发现的9件铜器(6件为考古发掘出土物,3件为采集物)是研究夏家店上层文化特征、铜器制作技术及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相互关系等学术问题的重要资料。为进一步揭示该批铜器包含的科学信息,本文对其进行了合金成分检测、金相组织鉴定。结果显示,9件铜器的合金材质差别较大,其中砷铜2件,锡青铜1件,铅锡青铜4件,铜锡砷铁四元合金1件,铜锡砷铁铅五元合金1件,皆属复杂的含铜锡砷铅(银)共生矿直接冶炼的产物;制作工艺主要分为铸造和热锻成形,显示有初步的合金材质性能与加工工艺的关系认识。推断这批铜器的矿源地应为大井古铜矿遗址。
本文系统考察现有考古材料,认为夏都军事防御体系可划分为都城地区和外围地区两重层次,夏代早期以都城地区为重点构建防御体系,中晚期则以都城外围地区为重点构建防御体系。
"阙"是我国古代王都宫门或者城门之前的装饰建筑形式,是悬挂法令之处。阙-早出现在西周,直至春秋时期,只有周王室与鲁国的城门之前才有这种形式。战国时期,"阙"成为各个诸侯国都城门之前的建筑。战国中期,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年),商鞅按照魏阙的样式"筑冀阙、宫庭于咸阳"。冀,先秦时期指晋南;文中所说的"冀阙"就是立在魏国旧都安邑宫门之前的阙。从此我国古代的"阙"又有"冀阙""魏阙""象魏"之称。
学者多认为传世文献中"戴羽"、"被羽"和"负羽"都是指将羽毛置于背部。本文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考古实物结合起来考虑,认为"戴羽"是指将羽毛置于头上;"被羽",即"负羽",是将羽毛置于背部。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戴毦"可能指牦牛尾制作的饰物。
焦作市文物工作队、沁阳市文物工作队联合对沁阳市城区南外环路一座宋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出土了酱釉瓷罐、骨刷、铜镜、银耳勺、钱币等随葬器物,为研究北宋时期沁阳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葬俗葬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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