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画像石上射箭、角抵、武术、蹴鞠等体育画面,反映了汉代人们重视体育休闲活动的场景,充分展示出汉代休闲体育的繁荣。本文对新著录的两件扫父养朝簋及与旧录的昶鼎、昶盘、昶等相关铭文中以往缺释或误释的文字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这几件器物的器主皆系扫父养朝,其时代系春秋早期后段,其与《贞松》所载同出的一些养国铜器,皆于2世纪2年代末出自河南桐柏县平氏乡张相公庄(今平氏镇新庄)的养国家族墓地,从而复原了相关铜器群的出土背景,纠正了过去的一些误解。通过对昶伯夏父簋和昶伯夏父罍铭文中"夏"字的讨论,对古文字中相关"夏"字的构形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对传世的昶伯匜铭文中的"夏"字等文字进行了重新释读。南阳夏饷铺村鄂侯家族墓地M1所出昶伯壶的器主昶伯可能系养国公族,其时代为春秋早期,该器可能系养国贵族助鄂侯之丧的赗器。
江苏徐州荆山村西汉墓地位于相对独立的小山头上,共发现墓葬9座、陪葬坑1座、建筑遗址1处等。综合墓葬形制、陪葬品、布局、等级及相关设施等内容,该墓地应是以主墓为核心,包含多个内容的一处规划有序的汉代墓地,推测可能为西汉中晚期与楚国有密切关系的某一列侯的家族墓地。
少林寺碑廊现存有《大唐天后御制诗文碑》《大唐天后御制愿文碑》及《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为武则天感恩父母以及与佛教建立关系所刻,距今已有13多年,字迹尚清晰可辨,是了解武则天孝思文化以及与佛教关系的珍贵史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嵩山黄河之间的郑洛地区是早期文化的核心和中心区域。在新石器文化晚期和夏商时期,这里形成由许多璀璨夺目的文化史迹和古城古都筑就的文明经典,是构成早期文化的重要元素和衡量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标尺。华文化、夏文化、商文化先后起源发轫于此,是文明的本源圣地,早期华夏文明是由华文化发展到夏文化的历史概括。故文明也称华夏文明、中华文明。敬史君碑在我国书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传统书法艺术由魏书向唐楷转型期的重要作品,是今人学书的重要范本之一。而且,它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史料,对研究北朝时期的、经济、军事诸方面均具有重要价值。寺东高聚落遗存位于古圃田泽中的高台地上,文化遗迹和遗物较丰富,文化层堆积包含了西周晚到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矮三足盘等遗物具有鲜明的郑文化特色。南阳市防爆厂住宅小区M28是一座东汉中晚期的大型多室墓,三个墓室平面呈"品"字形,穹窿顶。前室、后室至少放置了8具棺。该墓的发掘为研究汉代埋葬习俗,尤其是为了解东汉时期豫西南地区家族合葬墓的葬俗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国家"非遗"保护项目——深圳市沙头角鱼灯舞是一个融南北文化为一体的颇具岭南文化特色的广场舞蹈。它对于中原文化、客家文化、岭南文化、民俗学和原始宗教信仰的研究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客家话"鱼"、"吴"谐音,寓意特殊。值得注意的是,沙头角客家吴氏传承的鱼灯舞,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无法科学解释这一现象,便把它编成了"群鱼"反抗"鱼霸"的故事而广泛流传民间。如果从鱼图腾崇拜的角度分析,鱼灯舞的源流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氏族公社时期的鱼祭巫术活动。这一文化形态是吴氏族人从黄河流域南迁的征途中,经过不断吸收、融合和发展形成的。
中柱盂形器因形制较为特殊,因此学术界对其名称和功用争议颇多。考察相关考古和文献资料,我们认为其用途大致有防虫蚀、表吉祥、蒸煮等三种,其命名方式采用用途加器形的方法,更能清楚地显示其功用和形制。13年3月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武陟县苗庄村发掘了三座汉代陶窑,保存状况较好,排列规则有序,为汉代陶窑及相关学术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许南阁祠位于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城区东北部,许慎路北,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郾城知县周云为祭祀汉代经学、举世闻名的文字学家许慎而建的祠堂。
豫南地区共有5处遗址的商周西汉墓出土了前代遗玉,主要包括罗山县天湖晚商墓地3座墓、光山县宝相寺春秋黄君孟夫妇墓、桐柏县月河春秋养子墓M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M7,以及南阳市麒麟岗西汉墓M8等,共计出土约45件遗玉。这些遗玉的年代分属龙山期至夏代、晚商和西周时期。遗玉的存在状态一是原器保存基本完整,二是已加工待用,三是已改成新器。遗玉的来源途径一是当地龙山至夏代土著人历代流传而来,二是有些墓主人因特殊国情境遇而对遗玉着力收藏而来,三是商周王朝朝聘赏赐及诸侯交往而来。
城是我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元素。在距今约8年的新石器时代,我国环壕聚落就已出现,因地域的不同而功能各异。北方地区只是起到边界的作用,而南方地区和中原地区主要是为了防水。城址出现于距今约6年~5年的仰韶时代,三大地区城址的发展各自独立,并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但其产生都与环壕的发展密切相关。1年7-9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水利工程,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对淅川新四队墓群进行了发掘。其中MM24均为长方形竖穴墓,葬具为一棺一椁,出土陶、铜、铁等质地随葬品38件。推测M24年代为战国晚期,M16年代可至秦代。这两座墓葬的发掘为中原与楚交界地区战国及秦代墓葬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12年河南博物院在偃师市征集到一组汉代彩绘乐舞百戏陶俑群,共23件。这组俑群均为灰陶质地,基本完整,彩绘多有脱落,其中男乐俑19件,百戏俑3件,女舞俑1件。这一组陶俑对我们研究探讨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佐证。
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和质谱方法测定了安徽蚌埠禹会遗址出土的薄胎磨光黑胎与普通陶器的微痕量元素化学组成,并对测试数据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和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分析,结果显示,薄胎磨光黑陶的微痕量元素组成与普通陶器有明显不同,结合考古学背景分析,这种制作精**陶器应不是由禹会遗址本地生产,而是从外地传入的,且其产地来源可能在2处以上。本文的研究对探明禹会遗址的性质、验证"禹会涂山"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了解龙山时代晚期皖北及其周边地区陶器传播与文化交流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酉彡)",是商代卜辞中-为常见的字之一,但对于此字的释诂,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本文认为,甲骨文"(酉彡)"字既非罗振玉所说的意为尝酌的酒祭,亦与郭沫若所说的乃积薪燔柴之槱祭无涉,而是"鼓缶"、"击缶"古俗之写照,考"(酉彡)"字造字本意,"酉"即陶质酒器,"彡"乃敲击酒器所发出的声音之标符,"(酉彡)"正是鼓缶为乐的会意字,在甲骨文中被专用作以音乐祭祀的祭名,乃"彡"字的繁文,即后世之"肜"字。1年1月,在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鉴真和空海》展,其中有日本和歌山金刚峰寺保存的空海从带回日本的"诸尊佛龛木雕像"。本文通过对该像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该造像由印度高僧金刚智在所造,并为所特有的观点,同时对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翼城大河口M117号墓出土的铜簋,内有长5字的铭文,内容为器主霸伯拜受井叔赠赐而作宝簋。铭文中有不少异体字,值得研究。霸伯簋铭中的井叔很有时代性,他是曶鼎中的井叔,也就是张家坡双墓道大墓M157的墓主人井叔釆,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
宋代当阳峪窑瓷器是当时-的民间瓷器,本文简要探讨了当阳峪瓷窑宋代瓷碗的种类及造型装饰风格。1年3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郑州市二七区黄岗寺村南水北调工程施工区挖出的1座古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墓葬为一座圆形砖室壁画墓,由墓道、封门、甬道和墓室组成。墓中出土石质贾正之夫妇墓志二方为研究宋代历史和书法艺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北宋时期当阳峪窑大规模盛产陶瓷,绞胎瓷因其独有的特色成为当阳峪窑的代表之一。本文通过探寻当阳峪绞胎瓷的历史,从绞胎瓷的特点入手,将其归纳为绞胎、纹理、人文三个方面,针对仿古绞胎瓷的制作工艺进行了实例分析,提出绞胎瓷工艺传承的重要性。
顺山集遗址第三期遗存与跨湖桥义化存在相似性。重新梳理跨湖桥、下孙两个遗址的文化遗存,可将跨湖桥文化重新分为三期,为顺山集遗址第三期遗存提供了较为明确的相对年代的参考。在此基础上分析顺山集遗址第三期遗存的文化因素,可提出"顺山集三期类型"的命名,并对其性质和成因加以分析。
殷墟"易卦卜甲"可以"八宫说"、"综卦说"和"文王八卦方位说"为视角,加以解读;亦可从方位、八卦类象和实占的角度解读。基于多元化思维,本文写作旨在充分揭示各种可能性,而不武断某种解读为正确的标准。
砾石石器在华北地区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因素的出现始于中更新世,并且一直延续到距今4-2.5万年左右,伴随着石叶和细石器工业组合的崛起而逐渐消亡。砾石工具与石片工具反映的是两套不同的操作链,反映了不同的创作思想。
西汉诸侯王死后使用玉衣敛葬是其身份地位的体现,也反映出保护尸身,以求不朽和追求升仙的丧葬思想。综合考察,西汉诸侯王墓的敛葬玉衣具有继承和发展特点,并日趋完善。西汉诸侯王墓使用敛葬玉衣具有相对严格的制度,异姓诸侯王及谋反的同姓王一般不用玉衣敛葬,而使用者的分级制度也在西汉中期逐渐确立,这与以往的认识有所不同。与敛葬玉衣相配套,西汉诸侯王墓还使用其他一些敛葬用玉,但基本是以玉衣为主,其他为辅的使用原则。
司马融墓志记载了其部分世系和其本人在西魏、北周和隋代的仕宦经历,为了解三国时期司马家族的历史增添了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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