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气凌云会群雄
1976年9月8日，毛泽东去世前一天，中央政治局委员排队到其病榻前，同他告别。毛泽东此时意识还清醒。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他双目微睁，动了动手臂，但叶剑英并没有察觉。叶剑英走到病房门口时，毛泽东又吃力地以手示意。工作人员立即招呼叶剑英返回，毛泽东注视着他，嘴唇微微张动，欲语不能，只好用一只手紧紧握住叶剑英的手。这个并不寻常的举动，让叶剑英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
“叶剑英：
主席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回去呢？
一定要交待什么事情。
”
在毛泽东眼中，叶剑英有勇有谋，正如毛泽东对他的评价一样，“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指的是在关键时刻叶剑英可以担当大任。叶剑英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长期协助周恩来，与张学良打交道，与国民党打交道，与民主人士打交道，犹如共产党的使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至于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习惯的称他“叶参座”。
叶剑英
刚刚过去的这一周的4月28日是叶剑英诞辰120周年的日子。叶剑英的一生，可谓是金戈铁马、波澜壮阔。
从5月1日起，
《凤凰大视野》将用5天的时间
带您回顾他传奇人生的动人往事
“敌军”变“友军”
1936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不仅消极抗日，而且把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派到陕北围剿红军。他的算盘是想一箭三雕，让两方三军互相残杀，互相消耗。
1936年7月，毛泽东点将叶剑英，让他到距离延安30多公里的安塞，领导东线工作委员会，主要任务是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很快由“敌军”变成“友军”，不仅互不侵犯，而且互通情报，互相帮助。叶剑英此行的目的就是同张学良、杨虎城共商抗日大计。在西安安顿好以后，叶剑英立即安排与张学良的见面。叶、张的**次见面，让二人互生敬佩。叶剑英向张学良提出，希望他能给红军借一点经费。
“西北大学教授 李云峰：
张学良可以说是没有犹豫。张学良说三十万的话，我现在马上给你五万，那二十五万在上海去解决。咱这手头有这五万先给你。
”来不及拦住的张学良
1936年10月20日，叶剑英再次见到张学良，二人一起对蒋介石的策略进行分析，张学良当时估计，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是先打后和，企图给中共红军以打击。张学良告诉叶剑英，蒋介石不久将到陕西督战。叶剑英将这些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使中共中央提前做到心中有数，做出应对方案。两天后，蒋介石抵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当张、杨二人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名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主张时，蒋介石勃然大怒，说：“在杀尽红军、抓尽共匪之前，决不谈抗日的事。”
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与杨虎城
12月，为了督促西北军、东北军“剿共”，蒋介石与张学良一同来到西安，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亲自震慑**抗日情绪。蒋介石来西安后，张学良和杨虎城拒绝“剿共”，并多次苦谏未果。12月12日清晨张、杨采取军事行动，在临潼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同时拘禁了陪同蒋介石来陕“督战”的陈诚等几十名军政要员，史称西安事变。12月25日，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亲自护送他乘飞机回南京。十分了解蒋介石个性的叶剑英，对张学良的意气而为的行动已来不及劝阻。
“叶剑英：
张学良刚一出门，孙铭九就向周恩来和我报告：副司令走了，送蒋先生回洛阳。我们说，不行，你马上坐汽车把他请回来！待他坐汽车到机场，飞机已升空了。
”红军成为了国民革命军
西安事变后，叶剑英配合周恩来一起继续参与了与国民党在西安和南京的谈判。中共红军改编抗日的问题，经过国共两党多次谈判，终于在1937年8月13日，有了突破。就在周、朱、叶给中共中央发送电报的同一天，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
淞沪战争
1937年8月22日，国民党正式发布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两天后，中共中央军委也发布了改编命令。朱德任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八路军辖**一五、**二○、**二九三个师，林彪、贺龙、刘伯承分任三个师的师长。9月，八路军部队先后自韩城等地渡河，开赴抗日前线杀敌。
“西北大学教授 李云峰：
八路军改编的时候，那服装得换，帽徽还是国民党那个党徽。所以帽子你知道那个是摘掉红星。**后任弼时，朱德什么他们都在那做报告，都解释这个事情，说我们这个现在换服装，改编，就是为了打日本，就是为了中国的解放。我们**的性质，并没有变，我们为人民谋幸福的这个性质，根本的目标，并没有变。
”南京已决定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部队仍以速开为有利。提议至少应以一个旅为先遣部队，先行东进。
—8月18日 叶剑英与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
为国民党培养游击干部
1938年底，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蒋介石也认识到游击战的威力。为了增加敌后战场对日军的打击力量，所以他就提出请共产党办一个训练班，专门训练一批游击干部。周恩来、叶剑英跟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说，“去吧，讲我们的一番道理”。
中共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叶剑英，由他领衔中共代表团并出任训练班的副教育长。1939年2月，叶剑英在南岳又见到了黄埔军校曾经共事过的同事和学生们，而这一次叶剑英代表中共，带领着一群从游击战走出来的中共教官来到南岳。开班之前，许多共产党人很不理解为什么要培训国民党的军官。
“《抗战中的南岳》作者 曾瀛洲：
有些人提出问题，如果我们班教的这个本事都教给了国民党的将士，那么国民党打我们他就用我们的方法打我们了，那我们就吃了亏了。对此叶剑英反复讲了，现在是国难当头，抗战救国就是全国人民的志愿，如果两党合作所以这个时候是比较密切的时期，我们要真诚的帮助国民党的将士提高对游击战的战略心理认识，学会使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
”发动和尚道士抗日
1939年4月，周恩来和叶剑英一道在游干班接见了佛教界人士，周恩来为其题写“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以示励志。 叶剑英也向当时即将成立的南岳佛教救国协会提议，将‘教’字改为‘道’字，‘国’字改为‘难’字，团结更多的宗教界爱国人士。就这样，“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于1939年5月7日在祝圣寺成立，当天叶剑英受邀参加并作讲演，题目是《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
“《抗战中的南岳》作者 曾瀛洲：
所以叶剑英不愧是做统战工作的**，有针对性结合佛的教义就提出来, 佛的教义是什么。他就说，你和尚要成佛，你要度尽众生，不能以你自己个人度尽成了佛就行了，而且还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看地狱这个苦地方谁愿意去，佛他就去，我不去谁去，重点是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炎黄子孙遭受日本鬼子欺辱杀戮，我们普度众生不能坐在禅房里面，我们的道场在人间、在工厂、在农村、在街头，因此这个提出来以后和尚们很受鼓舞、很受教育。
”舌战群儒大获全胜
1939年以来，日军在看到短时间内占领中国的目标无法实现，于是改变了策略，试图用诱降的方式，拉拢蒋介石。这时的蒋介石看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开始表示担心。于是，国民党在1939年1月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融共”“限共”“防共”的方针。国民党从积极抗战开始转为消极抗战，并陆续制造了针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攻击和枪杀事件。1940年3月，蒋介石以检讨1939年的冬季攻势为名，召开了一次全国参谋长军事会议，叶剑英受邀参加。平江惨案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摩擦活动日益加剧，并把责任归咎为八路军“游而不击”、破坏抗战。
叶剑英当时对军事组参谋雷英夫说:“知道吗，八路军又要打恶仗了。”雷英夫不解其意。叶剑英解释说:“蒋介石的一百多名参谋长进攻八路军的一个参谋长，这个仗还不算恶仗?也算蒋委员长看得起我了。”
经过几天的会议和准备，叶剑英在发言时摆事实讲道理，驳斥了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指责，并指出国民党军在多地攻击八路军的事实。会议上的许多爱国军官纷纷起来为叶剑英鼓掌，蒋介石此时脸色发青。
“重庆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研究员 刘英：
叶参座就是参谋长会议大获全胜以后，回到周公馆，同志们非常欢呼雀跃，都认为我们八路军叶参座打了一个胜仗，打了一场恶仗。当时董必武就赋诗一首，他说古有诸葛空明只身赴东吴，舌战群儒。今有叶剑公出席参谋长会议，也是舌战群儒，英雄本色，异曲同工。这件事情传到了延安，毛主席也大加表扬，说叶剑英这次又立了一个大功。
”与国民党和美国谈判争地盘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开始了新一轮较量,各自的**都在抢着接收日军投降后的地区。1945年10月，蒋介石为了争取将国民党部队向华北、华东、东北等地运兵的时间，和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政协会议召开，两党也签订了停战协定，决定由美国人做调停人，设立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叶剑英又一次在周恩来领导下，担任中共在北平军调部的领导人，时隔四年，叶剑英又回到国统区的谈判桌上，这次的对手，一个是国民党的政客兼军统局长郑介民，一个是美国政府的所谓“中国通” 饶伯森，但这次他比以往有了更多筹码。在内蒙古集宁的争夺中，他等到中共将这座战略城市夺回才答应国民党的停火要求，从谈判桌上争取了主动。
“叶剑英传记组组长 丁家琪：
就是为了争地盘。当然我们也有些地盘也有损失的，有些地方就是说我们占的地盘被国民党占去，这种情况也有。全国战场都是，这个地方打得一塌糊涂，这边就来回地谈，就是你停我停，是你占了还是我占了，就是争这个东西。**后弄好，如果是咱们达成协议以后，以军调部发布军调部命令的形式发过去，当地双方的指挥官看到这个东西以后如果说符合条件，停就停了。
”当时的北平是国统区，中共代表团的驻地内外，到处都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在叶公馆随父亲一起居住的叶向真，也感受到这种紧张气氛，她看到父亲和同事们一开会时，就到洗手间把所有水**都打开，以防偷听，而且她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
“叶剑英女儿 叶向真：
我那时候是五六岁吧，那个时候那个秘书警卫员给我一个任务，就是抢电话，就是说一到电话响的时候，那些所谓的服务员，茶房，他们都想抢这个电话先听，看是谁来的，因为他们做的就是这份工作，就是特务嘛。你也不能把这个事情挑明了说，是吧？
”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推手
1978年12月底的一天，已经81岁的叶剑英，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一次人大常委会会议，老帅眼中的这次会议意义不亚于当年粉碎四人帮，它将为中国人实现统一的理想奠定新的基础。1979年1月1日，《告**人民同胞书》发表，并提出了结束两岸军事对峙、开放“两岸三通”、扩大两岸交流等方针。随后，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又发表了对台工作的九条方针，建议国共两党进行对等的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
“马文瑞儿子 马晓文：
当时的主要的目标就是正好叶帅发表“叶九条”，我们的任务就是两岸空中直航,那么两岸到2008年12月的时候基本上**海峡双向直接全面空中通航实现了，这是我一辈子做的**主要的一件工作，也是我以为引以为傲的。这个我们认为就是说，开始了这个新的一个征程，就是国家统一了, 通航开始的时候就是国家统一之日。
”许多人在读完《叶剑英传》后，都会记住毛泽东对他的一句**的评价：“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或者是周恩来对他的评价：“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无论是吕端或者是诚臣，说的都是叶剑英在关键时刻能挽救大局的一种勇者和智者风范，很少人能从他统战的经历，去思考他在谈判场上纵横捭阖、斗智斗勇的儒将角色，他所做的一切奠定了我们今天谈论国家统一的基础，也许年仅18岁的叶剑英心中，早已有了这超越时代的使命感：“放眼高歌气吐虹，也曾拔剑角群雄。我来无限兴亡感，慰祝苍生乐大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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